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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面临着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严重威胁，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边界业已成为西方新闻学界关心的话题。“边界工作”概念被学者们引入新闻学研究，成为分析此类现象的理论资源。边界工作揭示的其实是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即在一个新的媒介生态中，新闻职业群体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在边界竞争中维护自身的职业地位。本文主要对这一理论概念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一梳理，概述其研究进展，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记者的职业权威通常来自他们对新闻事件的目击式描述，这些描述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出现在报纸、杂志或电视上。在此之外，记者们还会生产大量的职业话语，对自己所从事的新闻工作进行阐释，从话语层面塑造自身的权威。早前，新闻媒体、行业期刊是刊载这类职业话语的主要平台，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各种网络平台也成为新闻从业者大量生产和传播职业话语的主要平台。尤其是在中国，在网站、论坛、博客、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不同类型的互联网应用平台上，中国新闻从业者生产了大量职业话语，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新闻文化现象。这些职业话语往往围绕着具体的事件、报道、人物、现象等展开，主要涉及到何为好新闻、何为正确的新闻实践、何为恰当的新闻规范等新闻实践中的基础问题。新闻从业者通过不同类型的话语实践确立、维系、争夺、巩固着新闻边界，建构新闻业在当代社会的权威性和合法性。
由于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性面临着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严重威胁，新闻业如何建构自身的边界业已成为西方新闻学界关心的话题。“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①成为分析这一现象的理论资源，被学者们频频运用到新闻研究中来。这一研究问题的提出是基于以下三点现实：
第一，受不断更新的新媒体技术的影响，新闻生态环境已经发生巨大变化，新闻业的透明性和参与性程度日益提高，来自行业内外的威胁或挑战频繁出现，新闻从业者必须正视和回应这些挑战。
第二，在快速变化的新媒体环境中，新闻业自身也处在变动不居的过程中，新闻生产的主体、时间与空间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化，新闻专业知识就是在各种新闻实践和叙事中被建构起来的，而这正是新闻业建立自身权威的基础。
第三，新闻从业者试图在他们的日常新闻工作和他们对拥有新闻专业知识的要求之间建立关系，特别是在面对行业内外的挑战时，通过内部不断地反思和自省来构筑适当的新闻边界，这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边界工作概念揭示的其实是一个局内人的视角，即在一个新的媒介生态中，新闻职业群体如何通过特定的话语策略在边界竞争中维护自身的职业地位。本文主要对这一理论概念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作一梳理，概述其研究进展，并分析其存在的问题及在中国新闻学研究中的应用前景。
边界工作是科学社会学家吉尔因（Gieryn）在研究科学划界问题时提出的重要概念，即“科学家选择性地赋予科学体制（即其从业者、方法、知识存量、价值和工作的组织）一些特性，以建构一条将一些知识活动区别为‘非科学’的社会边界”。②在1983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吉尔因率先提出了这一概念，着重讨论科学家如何在科学与非科学之间建构边界。他通过三个案例具体展示了科学共同体的边界工作：第一个案例是廷德尔（Tyndall）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后期对科学、宗教和工程技术之间所做的区分。物理学家廷德尔被称为“科学发言人”，当他在公众演讲和通俗写作中试图说明科学不是宗教时，经验性和有用性是关键特征；而当他试图表明科学不同于工程技术时，抽象的和纯粹的理论性又成为科学的关键特征。第二个案例是19世纪早期发生在爱丁堡的颅相学和解剖学关于科学地位的争论。爱丁堡的解剖学家提出只有专家才有资格评估一个知识主张，用这种方式来捍卫他们的权威性；颅相学者则说科学主张可以被任何人来确证，从而为颅相学争取“科学的”合法性。案例表明，不同的学者对科学的边界会有不同的阐释，进而引发争议。第三个案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于1982年发表的一份关于科学交流与国家安全的政策报告，质疑是否应当以国家安全的理由干预科学交流。该案例说明，当目的是反对政府控制科学交流时，应用和基础科学的界限被清晰地划出；而当企图提醒资助者，即便是基础研究通过转化为应用知识也可以对技术进步产生重要贡献时，这条边界则被有意模糊了。③
这三个案例分别代表着科学家进行边界工作的三种类型：（1）扩张（expansion），即通过强调科学家与其他专业人士的优劣对比使自身处于有利地位，从而进入被其他专业或职业占据的领域。（2）驱逐（expulsion），通过对竞争者贴上“假冒的”、“越轨的”、“业余的”等标签将其界定为局外人而逐出专业领域，实现权威和资源的垄断。（3）保护自主性（protection of autonomy），即将责任归咎于外来的替罪羊而使内部成员免于责任，阻止国家、资本等外部力量的干预。④通过不同类型的边界工作，科学家在科学与种种非科学之间建构出边界，对于他们追逐职业目标，比如获得知识权威和职业机会以及保护科研自主性不受政治的干预等很有帮助，同时也阻碍了“伪科学家”获得这些资源。⑤
吉尔因认为，科学边界的建构是一个修辞过程，而不是逻辑过程。不同的群体为了使自己的知识主张具有科学性，就必须回答何为科学的问题，也就是必须援引各种资源来为自己的主张辩护，并把它与宗教、巫术等非科学主张区分开来。从科学是什么、不是什么两方面来回答何为科学这个问题帮助塑造了科学的现代定义。⑥科学家区分科学与非科学的目的在于为自己的主张争夺权威性，从而把他人的主张界定为非科学的，以剥夺他人的知识权威。从建构论的角度说，科学的边界和权威是相关群体在地方性情境中的建构结果，是群体之间争夺权威、资源、权力和声望的结果。⑦
边界工作描述的是一个界定、攻击并强化不同知识领域之间边界线的过程。温齐（Winch）认为它是一种布鲁默（Blumer）所说的敏化概念（sensitizing concept），虽然缺乏定义性概念所具有的对属性和事件的精确说明，但却提供了从何处能发现各类现象的线索和启示。⑧因此，尽管已有研究大量集中在对科学边界的讨论，但这一概念所具有的丰富内涵使它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尤其是对知识社会学和研究知识生产者来说，边界是个十分有用的概念。⑨正如吉尔因等人在另一篇论文中指出的，边界工作修辞能够满足特定领域的专业人士的重要需求：首先，边界通过将专业人士的服务与外部人提供的看似相同但实际不同的服务区别开来，为专业服务创造了需求；其次，边界有助于专业内部人士将那些宣称能够提供相似服务的外部人驱逐出专业服务的领域。两种方式都是实现专业垄断的关键步骤，边界可以用来防范潜在的外部竞争者。⑩从这个角度来说，边界工作修辞应被视作所有专业和学科都适用的一种自然生存的反应，对知识的界定和专业的控制不可避免地扩展到邻近的其他专业，因此，边界不得不在竞争和争议中重新界定和绘制。[11]几乎所有的专业都在从事边界工作，它是一个社会行为主体试图界定它相对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的生态位置的文化过程，通过不同的行为逻辑以区分内部和外部。目前，绝大多数现有关于边界工作的社会学研究都将边界视为一个行为主体进行自我区分的机制。[12]作为一个相对较新的研究路径，目前对边界工作的讨论还主要集中在科学边界的研究中。在将边界工作的概念引入分析新闻业时，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概念的适用性问题。从表面上看，与吉尔因等人研究的科学家群体、刘思达研究的律师群体相比，新闻业的专业化程度还很低，缺少认证、教育、协会等外在的称其为一门“专业”的条件，新闻业似乎还不足以为自身构筑明确的边界。而且，近年来技术变迁大大丰富了既有的媒介生态，涌现出不少新兴的媒介平台，使得新闻职业群体的构成也变得复杂起来。但这样一种混杂的职业生态并未阻止学者们将边界工作的概念用来分析新闻业，反而恰恰是这种现状，使得确定和维持边界对于当下的新闻业来说格外重要。从实践层面来看，新闻业界已经在从事着大量的边界工作，比如对越轨新闻组织和记者的贬斥，对博客、推特、等新媒体技术的吸纳等。从理论层面来看，新闻业虽然并不像医学、法律等公认的代表性专业一样，具有明确的特质可以将其与邻近的职业区别开来，但其对管辖权的要求与其他专业并无二致。阿伯特（Abbott）将专业和工作之间的联系定义为管辖权，即专业对其工作的合法性控制权。管辖权往往具有排他性，一个专业控制了某项工作，其他专业就不能再合法地从事这项工作。正是由于管辖权的排他性，一个专业的管辖权变化就必然与其他专业的管辖权变化相联系，一个专业的管辖权扩张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专业的管辖权收缩，这就是所谓的管辖权冲突。[13]在专业社会学的研究脉络里，边界工作是管辖权冲突的一种更具一般性的表现形式，其关注点在于动态的互动过程，而不是静态的管辖权解决方式。[14]由于专业边界总是处在张力的挑战和转化中，吉尔因尤其强调这种边界的建构和协商性质。也正因为这一变动不居的特点，边界才能成为管辖权冲突发生的地点。新闻业同样在实践中提出管辖权要求，只不过所针对的是有关事实的收集和传播的特定领域。已有研究指出，新闻记者通过对新闻客观性的崇尚部分地获得了这种权力，由此赋予了记者传播事实的垄断地位，与其他的传播主体形成了区别。[15]更新的研究则表明，与客观性类似，专业规范[16]、事实核查[17]等同样被塑造为新闻边界的标记。
西方学者之所以在当下关注新闻业的边界工作，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新闻工作的自主性和权威正面临日趋严重的威胁，记者职业的合法性受到了博客、UGC（用户生产内容）等各种形式的挑战，以至于何为好的新闻业、如何从事新闻工作已经成为备受关注的议题。在饱受外部冲击的时候，新闻业内部也频频出现各种有违主流新闻范式的事件，损害了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典型案例如英国《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应该说，媒介生态的变化使得新闻边界的维持问题更为突出，但它实际上不是一个在当下新媒体环境下才出现的新现象。新闻业正规化和合法化的过程本身就可以说是一种“边界工作”的过程，即区分自身与他者的知识场域的界限。[18]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边界工作的概念被引入到新闻学研究中来，代表性的成果就是温齐对美国电视新闻与娱乐新闻边界的研究。他在书中借用边界工作的概念讨论了美国电视新闻如何将自身与娱乐节目区分开来，从认识论、社会功能、方法论和组织结构四个维度分析了新闻与娱乐的区别，通过对应的案例为读者展示了美国电视新闻人确立边界、维护边界和模糊边界的过程。[19]在此之前，很少有研究讨论新闻边界的建构、协商和维护问题，只有两个研究比较接近这一思路：一个是泽利泽（Zelizer）借助一起“关键事件”——肯尼迪遇刺案，讨论电视记者作为阐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y）如何使用特定的叙事技巧建构他们的专业知识和社会权威，这一过程其实已经带有边界工作的意味在内。[20]另一个是杜利（Dooley）所研究的记者与政客之间围绕政治传播所发生的管辖权争议，但他并没有解释二者的边界是如何被建构或维持的。[21]从现有文献来看，学者们使用边界工作这一概念主要处理两类现象：
其一是发生在新闻业内的危机或挑战，涉及到电视新闻与娱乐节目的区分[22]、热衷拍摄他人隐私的“狗仔队”与戴安娜王妃死亡的关系[23]、《纽约客》记者珍妮特·马尔科姆（Janet Malcolm）伪造直接引语事件[24]、美国喜剧节目主持人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与新闻界前辈爱德华·莫罗（Edward R. Murrow）的比较[25]、默多克的《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26]、记者对于已逝行业前辈的纪念同样可以成为一种边界工作[27]等，多数研究把分析的对象集中在某个或某类违反主流新闻范式的新闻从业者、新闻组织上；
其二则是来自新闻业外的威胁，尤其是在新媒体不断冲击传统新闻业的背景下，来自外部的挑战越发频繁，使得新闻业必需保卫自身的边界，如维基解密对传统新闻组织形态和常规的挑战[28]、互联网环境下的开放参与和新闻业专业控制之间的张力[29]、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学枪击案报道中社交媒体对新闻权威的威胁[30]等等。2015年最新出版的论文集《新闻业的边界：专业主义、实践和参与》更是将主题聚焦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边界，12篇论文分为两大部分，其中7篇集中讨论专业主义、规范和边界的问题，剩余5篇则关注了NGO、UGC等新闻制作过程中的非传统主体。[31]虽然已有研究主要处理的是来自新闻业内外的两种挑战，但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不同的学者还是有其侧重点的，大致可以对应吉尔因提出的三种边界工作类型。
具体来说，扩张描述的是记者扩展了新闻的传统边界，使一些新的领域进入新闻的领域。比如新闻业从纸质媒体向电子媒体的扩张，逐渐将电视以及网络媒体容纳进来。温齐在讨论电视新闻与娱乐节目的边界时就专门讨论了美国电视新闻的演化过程，描述其如何从电视这样一个娱乐化的介质中生长出来，涉及两个边界的划分：一个是传统新闻与电视新闻之间的边界，一个是电视新闻与娱乐新闻之间的边界，其实是把新闻的边界延伸到电视这样一个电子媒介上来。[32]童静蓉的研究则表明，中国记者并不只是简单地把UGC排除在新闻边界之外，而是对其有所吸纳。[33]基于驱逐的边界研究成为当前研究新闻边界的主流，最为常见的例子就是驱逐那些被贴上越轨标签的记者或新闻组织，这为新闻共同体提供了一个公开确立合法边界的机会。温齐研究了记者如何在硬新闻与小报风格的新闻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并以NBC总裁加特纳（Gartner）因报道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引来诉讼而被迫辞职的案例表明，即使他曾是一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但是由于纵容了一起明显失当的新闻出炉，其越轨行为威胁到了新闻业的文化权威，因而遭到了新闻共同体的集体谴责。[34]毕夏普（Bishop）关注了1997年戴安娜王妃死亡事件中主流媒体记者与自由摄影师或狗仔队之间在新闻实践方面的不同，他们通过强调客观性和平衡报道把自己与小报化的报道方式区别开来，构筑和保卫专业边界。[35]卡尔森（Carlson）和伯克维茨（Berkowitz）的研究则发现，《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后，英美两国记者进行的边界工作把这种非法的新闻采集实践界定为新闻越轨行为，进而确立了恰当的新闻实践。[36]除了这些针对新闻业内部越轨者的驱逐行为，近年来的许多研究则涉及到了一些新兴的参与者。刘易斯（Lewis）解释了新闻生产过程中专业控制和开放参与之间的张力如何使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边界变成一个竞争性的空间。[37]罗宾逊（Robinson）则考察了一家新闻网站上的读者评论区在记者与受众关系上发挥的边界工作的功能，发现原有的专业新闻内的制度等级遭到了挑战。[38]科丁顿发现，类似维基解密这样的网站不符合专业新闻范式所应具有的制度性、基于消息来源的报道常规和客观性三个基本特征家居设计工作室，因而被界定为超出专业新闻边界的事物。[39]扩张和驱逐两种边界工作主要涉及到新闻边界的延伸和收缩，而保护自主性则与抵御业外力量试图控制或塑造新闻业的行为有关，这些局外人并不希望被贴上记者的标签，而是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新闻业，这令记者感到自主性受到了威胁。[40]新闻业是一个低度自治的场域，极易受到来自外部其他力量的侵蚀。温齐的研究中就展示了具有政府背景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在界定何为新闻等方面遭遇的挫折。[41]科丁顿则考察了新闻与商业之间的边界划分。[42]除了政治、资本等常见的外部力量外，中国新闻业在互联网环境下的遭遇提示我们，网络民意也可能成为一种需要防范的势力，需要明确界限。[43]卡尔森在总结现有研究时家居设计工作室，在参考吉尔因提出的三种类型的边界工作基础上，更具体地将现有研究的主题划分为参与主体、实践和专业主义三个层面（表见本期第51页）。不过，针对这个图表，他也指出了三个重要的问题。首先，实际的边界工作实践可能要远多于这个图表所呈现的类型。因此，在考察现有研究时需要了解边界工作的重点究竟是什么？行动者的目的是建立还是消除区别？边界工作是否可能有不同的组合？其次，表中所概括的类型没有考虑时间因素，边界被建构出来似乎就静止了，但实际上，不同的参与主体、规范或实践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流变。比如博客曾经被排斥在新闻业之外，但现在已经变成被认可的新闻实践。因此，应该关注长时段的扩张和驱逐式的边界工作。最后，此表是为了理解边界工作而绘制出来的，也就是说，为了解释边界而创造出了边界。但不应将边界理解成一个狭隘的概念，它只不过是为人们了解新闻业提供了一个模型。[44]从这些讨论新闻边界的文献刊发的时间可以看出，学者们集中讨论新闻边界问题只是近几年的事情。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在新媒体冲击传统新闻业之前，新闻边界相对稳定，即使有一些边界的争议也主要发生在新闻业内部。另一个原因则可能是另有理论概念在处理相关议题时居于主导地位。而在边界工作概念被引入新闻学研究之前，对新闻业中的越轨或偏差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通常是在范式修补（paradigm repair）的理论框架下进行的。范式修补的关切点在于新闻范式的核心内容是如何被界定和维系下去的，其隐藏的前提在于，新闻业内存在着一套主导的新闻范式，即以新闻专业主义原则为价值核心和此项价值内化为一系列新闻操作规范的主导的新闻范式。[45]研究者主要关注新闻业中的“异类”，即那些违背主流新闻范式的案例，它往往意味着“范式挑战”或者“范式危机”的出现。主流的新闻共同体通常选择“范式修补”来应对这些范式危机，相关研究通常考察新闻共同体如何讨论某一特定的记者个人或群体表现出的不合主流新闻范式的新闻实践，以将其归入“异类”的方式对其进行批判，从而重申或修补并巩固既有的新闻范式。范式修补理论假定记者理解并遵行一套专业意识，当专业规范没有得到遵守时，会给新闻范式的运作带来麻烦，责任常常被归咎于在实践中犯错的个人或新闻组织，而那些有效贯彻范式的机构则强化了他们的声望家居设计工作室。[46]范式修补与边界工作的主要区别在于，由于预设了一个已在新闻共同体获得认可的主导性新闻范式，范式修补的目的也就是要通过不同的方式重新确立这种范式，对于解释一些目前仍处在模糊地带、缺乏共识的新闻现象或事件存在不足。而边界工作所针对的问题实际上缺乏明确的界线，不同社会主体一直处在塑造、协商、争夺边界的社会过程中。边界工作更强调在动态过程中的建构性，它所能处理的案例相对宽泛一些，既可以是行业内部也可以是行业外部，既可以是有行业共识也可以是众说纷纭的事件。有研究者认为，范式修补一般适用于对新闻界内部排斥“异类”和“越轨”行为的现象分析，对于如何应对外部替代性的传播媒介的冲击显得力不从心，因而建议用边界工作代替范式修补理论。[47]但是范式修补理论的发展表明，这一理论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此前的多数研究都是聚焦在当代的传统新闻业身上，近年来也开始有研究者将其拓展到新闻史中，探索以色列历史上曾经出现的一份周刊对当时主流新闻范式的挑战。[48]比克特（Bicket）和沃尔（Wall）更是把研究对象延伸到国际新闻领域，借用边界维持和新闻修补的概念讨论美国主流新闻媒体如何限制可能威胁到其新闻可靠性的国外新闻。[49]特别是近年来互联网对传统新闻业产生的影响也被纳入范式修补的范畴，比如科丁顿使用范式修补和边界工作两个概念分析主流的权威媒体如何对待维基解密[50]，卡尔森提出在互联网新闻环境下还应进行“二级修补”（second-order paradigm repair），通过把个别事件铸造成象征性的标记来使范式威胁一般化[51]等。这些研究表明，范式修补依然有其一定的合理性。究竟选择哪个理论框架，首先要看具体的研究问题适合何种理论，其次还要注意对既有研究的推进。实际上，边界工作研究也潜藏着单一化、简单化的问题。
对于理解当下新闻场域中不同行动主体之间的关系，边界工作是一个有益的分析概念。这些已有研究基本上围绕着新闻业内部和外部的问题来阐述新闻业的边界工作，在推进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之时，也表现出一定的不足。
第一，对于新闻业边界工作的类型界定得较为狭窄。正如刘思达所说，目前现有研究都将边界工作视为一个行为主体进行自我区分的过程，忽略了其他可能存在的形式，比如他在对中国律师职业的研究中就提出了分界（boundary-making）、合界（boundary-blurring）与维界（boundary-maintenance）三种形式。分界是一个行为主体进行自我区分的机制，但边界工作的过程并不只是划分边界而已，有时也是对现存边界的模糊，可称之为合界（boundary-blurring）。此外，边界工作还有第三种形式维界（boundary maintenance），是指一个外部行为主体的复杂性，它不只是对边界进行划分或者模糊，而是利用这一主体的权力和影响在相互冲突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定界过程中维持一种均衡状态以实现其自身利益。[52]刘思达概括的三种形式在新闻业中也能找到对应的案例，但目前对新闻业边界工作的研究基本停留在分界和维界两种类型，越发突出的合界现象有待进一步的研究。随着新闻生态环境的变化，一些原先被排除在专业边界之外的新闻现象被重新阐释，表明边界正处在融合、消解又重新建立的过程中[53]，并使得行业内外、正确与否的边界线变得越发模糊，不再是一条清楚界定的边界线，而可能是一个密集的、很不清晰的“边界区”[54]，这就有待于发掘出更准确、更细致的边界工作类型。
第二，仅从话语和修辞的维度研究新闻业的边界工作也有局限性。在吉尔因的研究中，边界工作被局限在不同行动主体围绕边界的修辞斗争。相对于其他职业，记者对自身的定义更加讲究修辞，因为他们的修辞不仅是关于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他们的工作。[55]然而，关于边界的争斗包括但不限于修辞的冲突，背后的动力机制更值得关注。在讨论新闻边界的确立、变动与维护时，还需注意修辞背后的政治、市场和技术等其他因素。值得关注的是，瑞夫斯（Revers）就揭示了他所研究的州议会记者如何热衷于表现得更加职业，而避免不符合新闻规范的行为，并将这种边界表演（boundary performances）内化于心。这一研究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作者超越了常用的修辞维度，而将边界与表演（performativity）联系起来。[56]刘易斯则在一篇分析新闻边界研究将走向何方的文章中指出，边界工作应该分成两类：一类是“软的”，指表达边界工作的话语；一类是“硬的”，实施边界工作的行动。前一类主要通过语言或符号界定，后一类则在实践中被表演出来。现有利用吉尔因的分析框架讨论新闻边界的文献都过于强调边界的话语建构，而对其物质性的一面关注不够。[57]第三，新闻边界研究的对象需要拓展。现有对于新闻边界的讨论多数是在吉尔因的分析框架下进行的，较少体现出边界研究本身的进展。虽然边界工作最初是被用来解释科学家如何维护其共同体的边界，以阻挡来自外部的对其认知权威的威胁，但此后对它的应用却十分多样。比如加斯顿（Guston）将其应用到政策层面，对政治任务和科学任务之间的策略性划界进行研究；胡新和对物理学家奥本海默（Oppenheimer）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时期遭受政治迫害的史实的考察，表明科学家及其私人版本的边界工作也值得关注；莱姆（Lam）从微观、个人的角度应用边界工作理论，关注随着科学与市场的联系日益密切，学术工作的规范和实践受到的冲击，以及科学家所经历的价值冲突和职业身份危机；温赖特（Wainwright）等则致力于研究科学家如何划定科学行为中合乎伦理的边界，他们称之为伦理性边界工作，扩展了吉尔因关于边界工作的最初概念。[58]除此之外，边界对象、边界组织等新概念的提出也值得关注，这已经与吉尔因的分析框架没有直接关系了，这些边界研究的进展也有助于加深对新闻边界的理解。
本文对现有的新闻边界研究做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从概念的界定、类型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了介绍。讨论这一概念的目的是为了考察其对于中国新闻业现状的分析和解释能力。已有研究者提出将边界工作概念用来分析中国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分为面向新闻业内部的边界工作和面向新闻业外部的边界工作，前者主要包括专业新闻的边界、专业记者的边界和专业伦理的边界，后者则主要包括互联网与传统新闻业竞争新闻事件的报道和解释权威、使新闻的边界更加模糊。[59]但目前仅见两篇研究，一篇是陈楚洁和袁梦倩对前《南方都市报》记者纪许光微博反腐的案例研究[60]，另一篇是童静蓉对中国记者面对UGC带来的挑战时如何保卫边界和认知权威的研究。[61]正如本文的开篇所言，新闻职业话语的大量生产已经成为中国新闻业一个突出的行业现象，也构成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学术话题。这里所说的新闻职业话语是指新闻从业者围绕个体职业经验、新闻报道个案以及攸关新闻业生存与发展的公共议题生产的种种论述。[62]它不是新闻报道中呈现的话语，而是将新闻业本身作为话语建构的对象。这种话语不仅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认同，是专业文化和社会实践的一种直接反映；也是新闻业展示给社会的形象，影响到社会如何看待新闻业。[63]许多案例生产出的新闻职业话语，已经带有强烈的边界工作的意图，为研究者借用这一概念分析问题提供了丰厚的土壤：谁在生产这些边界话语、在何种条件下生产、生产的目的是什么、边界话语对于新闻业有何意义等一系列的疑问有待解决。[64]更重要的则是，对中国新闻业中边界问题的研究不是将西方概念简单地移植过来，而要更深入地考察，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脉络中，新闻业作为一个职业，如何被其他社会实体赋予某种意义，而其本身又如何在努力建构关于自身的话语，通过职业话语的阐释，中国新闻从业者又如何建构着新闻业在社会中的权威性与合法性。[65]因此，如果把新闻权威视作是争夺对特定形式的知识的定义和管辖权的社会过程，那么新闻边界则可以成为探究这一问题的切入口。
（孙藜/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创新智库团队成员。）
本文为 2015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新媒体环境下的新闻职业线）的初步成果。同时还受 到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媒体融合发展研究”创新智库的资助。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和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辰瑶副教授为此文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⑤⑦孟强：《科学划界：从本质主义到建构论》，《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6期
[12][14][52]刘思达：《割据的逻辑》第7、8页，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
[47][59]陈楚洁、袁梦倩：《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5期
[53]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王辰瑶老师在评议中特意强调了这种边界工作的类型，特此致谢。
[58]对这些边界研究的介绍参见马乐：《STS中的边界研究——从科学划界到边界组织》，《哲学动态》2013年第11期 陈楚洁、袁梦倩：《新闻社群的专业主义话语：一种边界工作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5期
[60]陈楚洁、袁梦倩：《社交媒体，职业“他者”与“记者”的文化权威之争》，第十四届“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学术年会”，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4年11月23日。
[62]李红涛、黄顺铭：《谋道亦谋食：〈南方传媒研究〉与实践性新闻专业主义》，《当代传播》2014年第4期
[63][65]童静蓉：《媒体2.0时代：关于中国新闻业的话语》，罗世宏、童静蓉主编：《社交媒体与新闻业》第106-107页，优质新闻发展协会2014年版
[64]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李金铨教授建议要深思边界话语背后的语境、结构和因果关系，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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